在《中华读书报·家园》上读到阎晶明先生《由引文想到的》，觉得阎先生实在是一位有心人，提出值得注意的问题。写理论批评不能不引外国人的著作。虽然有人说地球变小了，只是一个“地球村”，但这村里各家各户用的语言可是互相不懂，得用翻译。加之现在翻译的质量又不匀，有的竟很差。你用“引文”，那引文常出错。你不引，邻居家的奇文妙想就不能成为你的“资源”，也可惜。都是一个“村”的嘛。作者说，这令人为难。现在许多评论家都为难。他还举出，他喜欢丹麦理论家克尔凯郭尔的思想，要引用，译文不知是否可靠。自己也不能为此去学丹麦文呀。我忽然想到钱钟书在《谈艺录》里也引用过克尔凯郭尔。他怎么引用的？我去查看，原来人家是引了丹麦文。（我以前也没听说过钱先生通丹麦语）我就想，使用引文，也难有统一标准。我看钱氏著作，他可是从来不用别人的中译本。都是他自己译出，然后注出原文。他也从不转引第二语种的译文。钱氏渊博，难同他比。不过，就是钱氏，也只能说在一般情况下如此。有例外乎？有。他引佛经，就只好用古译，也不加引梵文。希腊文他也是从英文引用。我见他有一次引俄国批评家希克洛夫斯基的话，是从英语转译的（见该书363页）。原因很简单，博雅如钱氏，也不能通晓所有重要语种。当然，我想，他所引用的译文，是可靠的、有定评的。这是对理论著作。如阎晶明所说的品评外国文学作品，而自己又不懂该国语言，这种情况在钱钟书的著作里是没有的。我没见到过他谈俄国作品或日本作品，原因也简单，就是他不懂那种文字。不过我认为，钱氏可以，如钱氏之博者也可以。但一般浅学者要都如此，不是憋死人了吗？所以，引文还是要用的。不过，没把握的地方，最好请教一下高明。对外国作品的语言品位，不懂其文字者，最好不谈，免出笑话也。还有，也看你写什么文章。学术大著或论文，从严；一般小文，从宽。这是我的懒人看法。一切都从严，自然更好，不过做起来难些。您能随手找到丹麦文的原著看，然后在一篇千字文里引一句克尔凯郭尔吗？
另外，作为一个普通读者，我倒觉得少引一点生硬又不准确的洋词汇，更合口味。它“顺”。近来我读两本华裔海外学者的文集。他们也不喜欢当前生涩的文风。李欧梵说，海外学者“很多人觉得理论就是鬼画符，用一些抽象的语言，没有什么意义”。他还说，他很反对现在内地有些文学批评家“把句子写得那么长，凭空乱造一大堆词汇，表示自己有学问”。他并不完全反对当前的时行理论，不过他认为“除非你受两三年的理论训练，老师告诉你”，你才能弄通。他就说自己“没有时间作retraining了”。没时间作再训练，补这一课了。刘绍铭《记夏志清先生》说到，1996年见到他的老师夏氏，谈话间夏忽然说：“刘绍铭，你运气，我更运气。王德威呢，就可怜多了。”后来问其所以然，才知夏氏是以为，当年他来美时，还读到好文章，现在美国的“时髦理论家”也多起来，“说理不知所云，文字狗屁不通”，什么“后”、“后”、“后”一套，受不了了。这里是三代人，刘绍铭居中。但刘还说“可怜今日读书人！”他也看不惯。海外现象，我们也可参照。总之，对我这种读点闲书的人来说，少点引文倒是叫人舒服。要是真想做学问，我不如去啃《管锥编》。
